中国光伏产业能乍暖还春吗？

[17] 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除了外在条件以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中，就有一个行政行为内容合法的问题，当行政行 为在内容上存在瑕疵时，其就构成了行政行为不能，包括行政行为主体不能、行政行为对象不能、行政行为目的物不能等，这三者实质上是对行政行为在生效中 相应内在条件的要求。

[16]还有学者认为，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来看，决定中的审批制和核准制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两者均属于普通行政许可，只是在审批环节和程序上不同而已。《行政许可法》第14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4] 《行政许可法》生效已逾10年，虽然国务院及办公厅多次开展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许可权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普遍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国仍然存在行政审批项目过多和设定不规范问题，还存在将核准、备案等排除在行政许可之外以规避《行政许可法》约束等问题。为了控制行政许可设定，国务院于2013年9月19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国发[2013]39号），提出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切实防止行政许可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明确今后起草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一般不新设行政许可，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严格设定标准。再次，国务院未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程序设定行政许可。从国务院变更行政许可的实践看，国务院变更的行政许可包括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还包括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将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并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将100余个投资项目纳入政府核准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列举的大量核准项目实际上属于行政许可。（一）未遵循行政许可由法律设定原则 行政许可由于涉及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一种限制，因此，从合法性角度而言，必须对设定权予以限制，防止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主体违法设定行政许可，干预个人权利与自由。如果国王不在了，就必须为之寻找合适的替身。

[41]奥利弗则认为，在回应下议院日渐明显的无能和不情愿（进行政治辩论和纠纷解决）方面，法院正扮演着全民论坛的角色。在对越权无效原则的修正过程中，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的主张是，要求将普通法而不是议会旨意作为司法审查的基础。15世纪后期，人心思定，这为都铎王朝的专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些权利不受来自于任何议会立法的默认，而是来自议会立法所基于的现代民主框架，它们不是民主过程的结果，而是先于其存在。

布拉克顿法律造就国王而非国王造就法律的说法，与后来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如果我们视法治之要义为对既有规则的认真遵守，那么依据该既有规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也应该是确定的。

亨利三世即位时年幼，贵族们遂组成委员会予以辅政，这个委员会已不再仅限于先前御前会议的成员，而是扩及到了更大的范围。[18]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ed. L. Alston (with a preface by F. W. Maitland), Cambridge, 1906, Bk. II, c. I. [19] 参见【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贺卫方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0 页。政治体制上并非严格的三权分立。议会主权原则并不能为议会立法所保证……[26]一种较之于议会制定法更高的法律呼之欲出，在众多的高级法资源中，英国人回归到了自己的普通法。

因此，在光荣革命之前，国王是政治生活的主导，整个王国的统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归国王所有：司法权只是由国王交给了作为他的臣仆的法官去行使，而议会则作为反映民情的通道和国王一起分享着立法权，但行政权则一直是由国王通过御前会议、枢密院直接行使。作为司法审查的核心原则，越权无效的含义是，法院在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主要看后者是否超出了立法机关的授权，一旦超出即宣布其为无效。但对特定的个人却未必如此，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即是这个道理。但必须承认，这些论述总体上对英国的君权至上观念没有构成实质性影响。

其方式之一是由教会为国王涂油加冕礼。普通法法院扮演着英国社会基本价值和基本人权的主要守护者的角色，因此应在英国宪法的政治框架中处于核心位置，在整个政治体制中起关键作用。

在英国，分别对应这两部分的就是王室和内阁，女王是宪制之尊荣部分的首脑，首相则是有效率部分的首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主权由君主独享，由此阐发出具有一定恒常性的君权观。

法院进行司法审查时以普通法为理由，而不必关注议会旨意。因此，欧陆立法的重点是对权利本身的宣示和列举，而英国立法的重点则是对这些权利的救济方法——如此，早期英国法注重程序的特点就不能理解了。领主与封臣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意味着领主不能随便增加封臣的义务，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通过封建法庭来变更。他认为，普通法司法裁决的特殊性质使之成为了一种内在的道德裁决模式：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型塑其主张，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论辩诉讼是否适当。当上下两院意志相左而上议院又不肯退让时，如果国王认为下议院仍然能够代表民意，那他就可以通过创设新贵族或以此相威胁，来保持下议院的优势地位…… 但关于宪法性惯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宪政潜规则的这些宪法性惯例，既无成文的表述，亦未体现在司法判例中，却能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其效力依据何在呢？ 有人说这是政治道德的问题，这话有些似是而非，因为道德并没有真正的强制力，在权力的极大诱惑和支持下，政治道德很多时候都相当苍白。[14] See J. P. Sommerville ed., King James VI and I Political Writings,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2003年版，pp.181-182. [15] 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120页。

[32]柯克也说，我们的法律历经数代，经过长期和持续的试用，不断得以优化和再优化，它集中了那些最杰出人士的智慧。于是双方会各让一步，与其相互敌对，还不如彼此合作，以国家大事和社会稳定为重。

而反对派中的强硬派则更进一步，他们以越权原则的缺陷为矛头而直接向议会的主权和最高性提出宣战，力主法院有权推翻议会的立法，而并不希望在现存的宪法背景下探讨司法审查的基础。这样，普通法宪政主义者就为普通法建立了一个道德哲学的平台，将道德的恰适性作为政治权力合法运用的最终审查标准，这使得他们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扩展：一、将合法的政治权威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事实相区别。

而这一切都源于封建契约中领主和封臣权利义务的确定性。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立法者，不仅是制定法的立法者，也是普通法的立法者。

凭借他们对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遥远的事物的想象，凭借他们有关自己非常了解的眼前事物的习惯。不只单向地施恩于民，而且要激发并保护民众的个人意愿和创造力……不太精确地比喻，这是一个亚当#8226;斯密和凯恩斯都要发言的时代，是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同时并重的时代，这就是英国法律所面对的新的时代挑战，而议会立法对此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正是这种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和契约性的关系孕育了后来英国的法治。[13] 【法】让·博丹著，朱利安·H.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主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90页。

(二) 君权受限 尽管光荣革命之前君权至上的观念为官方所推崇并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限制君权的思想却也绵延不绝，从未停止过。而宪法性惯例能够得到遵守的真正原因可能既包含了德的因素，也更多地包含了法治的因素。

[39]艾伦的这个观点只能在他有关一般政治理论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司法在整个宪政体系中地位突出……这些制度性的细节本文不会系统论述，但作为背景却需要读者注意。

他们要求认可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司法创造性。倘若事变碎起，或因内乱，或由外患，内阁为取得较大威权以应变计，应即召集巴力门开会，以请求巴力门授予相当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是确定的，即双方都不能随意变更权利义务的多少——除非是经过了封建法庭的集体决定。首先，英国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不来自于宪法的赋予，不是立法的产物，不像在欧陆诸国那样，个人权利是从宪法原则中演绎出来的，相反，它是法院司法实践成果的总结。在1977年版的《行政法》中，他首次醒目地把越权无效提升为司法权的宪法基础之一，与法治、议会主权、政府守法相提并论——而它串联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多出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保护的事实，也使这个行政法的原则能够跻身宪法领域而受到重视。那么，国王的统治权缘何而来呢？在实践中，如我们所知，国王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其地位因战争而不断提升，诺曼征服则使得英国的王权几乎强大到了独步整个西欧的地步。

梅特兰在谈到庄园封臣（自由地产保有人）和农奴之间的区别时调侃说，头天晚上躺下睡觉时知道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干什么的是自由人，不知道的则是农奴。宪政主义 宪制之终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之福祉。

因此，13世纪对于英国的宪政意义重大，约翰的一意孤行和亨利三世的年幼即位，给国王受到贵族的体制性制约带来了契机，贵族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咨询或建议，而是要对国王予以制约：威廉一世和亨利二世那样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国王和他的御前会议要受到更多的制约。光荣革命之后，议会主导了英国的政治，相应地议会主权的理论成为宪政思潮的主流。

正是这种本质上具有合作性质的裁决过程，衍生出了普通法独特的道德品质。……其形式、强制力通过长期的习惯和使用而得以成长。